近期，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社建出版了专著《古代廉洁文化史》。刘社建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，早年研究经济学，后来将研究方向转向古代监察制度与廉洁文化史配资平台哪家正规，先后出版《古代监察史》《中国古代监察文化丛谈》《钱氏家训解析》等专著。《古代廉洁文化史》按朝代顺序重点考察廉洁思想、廉洁制度、廉洁人物与廉洁意蕴，刘社建表示，本书介绍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总体概貌与发展进程，重点展现古代廉洁文化的精华所在，以期为当前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以及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参照。日前，廉政瞭望·官察室专访了刘社建。
构建“四位一体”廉洁文化新范式
廉政瞭望·官察室：这本《古代廉洁文化史》较之您以前的著作，涵盖的内容更为全面和丰富，您最初创作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？
刘社建：我的学术背景是经济学，自2015年从事纪检工作后，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古代监察制度。在梳理古代监察史的过程中，我深刻感受到古代廉洁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社会和谐非常重要。2022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》，强调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、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，使我决心将监察制度与廉洁文化结合，系统研究古代廉洁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。
实际上，古代监察制度与廉洁文化是相辅相成的。监察制度是廉洁文化的刚性约束，而廉洁文化则是监察制度的软性支撑。比如，明代巡按御史之所以能够有效行使职权，不仅源于制度赋予的权力，更得益于当时社会对清官的尊崇和期待。这种文化氛围为监察制度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廉政瞭望·官察室：《古代廉洁文化史》采用“思想、制度、人物、意蕴”四位一体的范式，它们是如何在书中实现有机统一的？
刘社建：这本书以廉洁思想、制度、人物、意蕴为框架，旨在覆盖廉洁文化的多维面向。
思想是根基。从周公“敬德保民”到儒家“义利之辨”，廉洁思想贯穿历代，成为行动先导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廉洁思想不仅来源于儒家，法家、道家等学派也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。比如法家强调“刑无等级”，道家主张“少私寡欲”，这些思想共同丰富了古代廉洁文化的内涵。
制度可以看作是古代监察制度运作的保障。包括人才选拔制度与监察制度，形成育人、选人、监督的制度闭环。以科举制度为例，它不仅是一种选拔机制，更是一种价值导向。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士人的价值观。
清廉人物则可以看作是传承发扬廉洁文化的载体。如杨震“四知拒金”、包拯铁面无私，清官群体既践行理想，也通过戏曲、故事教化民众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历史上除了包拯、海瑞等著名清官，还有许多基层官员也在各自岗位上践行廉洁理念，他们的故事同样具有教育意义，我在书中也多有呈现。
意蕴在古代廉洁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。古代有很多充满廉洁意蕴的物体或者文字，使廉洁价值融入日常生活，产生了民间的文化向心力。比如，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之所以能够千古传诵，正是因为它将廉洁理念与审美意象完美结合。
四者共同构成从理念到实践、从精英到民间的完整文化生态。我认为，这种系统性是古代廉洁文化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关键。
不能因贪腐现象否定古代监察制度
廉政瞭望·官察室：在您的研究中，古代监察制度在当时的权力制衡等方面有哪些特色设计？
刘社建：古代监察制度设计围绕“以卑监尊”“激励约束并行”展开。
从秦始皇开始，就设有御史大夫制约丞相。唐代则设置“一台三院”，在中央设御史台作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，御史台下属有台院、殿院、察院，分别纠察京城以及地方各级官员。明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分立，形成中央与地方、部门间的双重监督。明代六科给事中虽然品级不高，但权力很大，可以封还皇帝的失宜诏令，驳正臣下的违误章奏，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古人的政治智慧。
在官僚群体的信息通达方面，如唐代拾遗、补阙这样的言官可直谏皇帝，宋代“台谏合一”扩大监察范围，明代巡按御史“代天巡狩”打通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壁垒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举报制度，比如唐代的投匦制度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间声音能够上达天听。
总体来说，监察官品级低但职权重，如七品监察御史可弹劾高级官员，而且他们有被破格提拔的激励履职。这种位卑权重的设计，既保证了监察官员有动力履行职责，又防止其权力过大形成新的权力中心。
廉政瞭望·官察室：有观点认为，古代监察制度的核心目的是维护皇权，您认为其背后的治理逻辑是什么？
刘社建：当然，古代监察制度的逻辑是以制度降低统治风险，效能高度依赖皇权支持。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，每个朝代初期及中期，监察制度往往能够得到较好执行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制度逐渐僵化，效能不断下降。而且有的朝代出于多种考虑取消此前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，如明代巡按制度有效震慑地方，而清初取消巡按后地方权力失控加剧。这一现象值得反思。
我们也必须看到，虽然历朝历代有贪污腐败分子，而且腐败问题也没有真正被解决过，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监察制度的作用，这个制度在促进官员廉洁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。如果没有监察制度，古代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状况将会更加严重。
清官文化是把“双刃剑”
廉政瞭望·官察室：古代戏剧等民间文化，都仰仗清官。清官辈出的时代有哪些共同背景？清官文化对民众心理又有什么影响？
刘社建：清官涌现我觉得需要三个要素合力，即制度环境、社会激励和皇权态度。
隋代以后，科举制推动儒家“重义轻利”等价值观植入官员群体。以宋代为例，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形成后，重视名节成为普遍风气，这为清官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。比如，宋代士大夫大都重视名节，宰相和副宰相被弹劾后都会去职，欧阳修等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。这并非简单的“认罪”或“畏罪”，而是一套复杂的政治文化行为，既是维护个人和群体尊严的方式，更是对自身政治原则的坚守。
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往往能够决定一个时期的廉政风气，比如明初朱元璋严惩贪腐，释放崇廉信号，这一朝出了刚直廉洁的海瑞、于谦等。
这些清官文化虽塑造了民间对正义的期待，比如包公戏广泛流传，就体现了民间对清官的崇拜与期许。但清官文化也是把“双刃剑”，容易导致人们产生“清官依赖”，而弱化制度权威的构建。因而，我们在肯定清官文化积极意义的同时，也要看到其局限性。历史上对清官的推崇有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，比如过分强调个人道德而忽视制度建设，或者将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道德问题。好的监察制度，既推崇清官文化，更需要依靠制度约束而非个人道德来维持官僚系统的廉洁。
给当下干部队伍建设的八字建议
廉政瞭望·官察室：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，我们应如何批判性继承、创新性发扬古代廉洁文化遗产？
刘社建：古代廉洁文化的精华在于“教育、制度、监督”的协同。古代教育体系将廉洁理念融入各个层面，从启蒙学读物到科举考试，无处不在传递廉洁价值。
在制度创新上，明代的巡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地方监督难题，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古人对权力运行规律的深刻认识。而且明代的监察机构在监督制衡方面也有可取之处，除了都察院的御史外，六科给事中对专门的部门和业务进行监察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相互制约。
我们需要对古代廉洁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扬，例如编写古代廉洁文化读本，结合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文典故开发校本课程，将廉洁教育纳入中小学德育体系，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传递廉洁价值。
此外，可以将家风训诫转化为干部家风建设，将巡按思路融入当代巡视制度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借鉴古代经验必须立足当代实际，避免生搬硬套。古代监察制度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，但其背后蕴含的权力制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价值。
廉政瞭望·官察室：如果请您从漫长的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史中，提炼出最核心的一条经验或一种精神，那会是什么？
刘社建：我会给出这八个字——内修廉洁配资平台哪家正规，外强监督。廉洁文化熏陶使人不想腐，但也需要靠高压震慑和完善制度让人不敢腐、不能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卓有成效，当前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大有可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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