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1月13日，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第一百年，欧洲最大的豪华邮轮之一“歌诗达协和号”在意大利吉利奥岛附近触礁侧翻，最终导致32人遇难。
这场震惊世界的海难事故中，彭丽既是成功逃生的幸存者，也是船上极少数的中国籍女性管理人员之一。在那个由欧洲男性占主导的邮轮上，能爬上权力金字塔中上层的女性本就稀少。
2007年，她从一所985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毕业，为获得优渥的薪资和掌控人生的“话语权”，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决定：上船。
邮轮是个等级森严的微缩社会，处处是凝视，且无比荒诞。纸醉金迷不足以形容她在船上的见闻。狂热的赌客牌桌押注全部身家，一夜间输得一无所有的故事，不值一提；每次全船派发免费的冰淇淋，都意味着船上的冷柜要为刚去世的死者腾位置。
在那里，作为少有的东亚未婚女性，她一度被当作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猎艳目标，但凭借对规则和人性的把控，彭丽在无数骚扰与刁难中，一路升职。
长年累月积蓄的生存智慧，最终在巨轮倾覆的那一夜救了她。
一片混乱中，她依靠着精准的判断力，一次次“赌”对了逃生路线，也在生与死的边缘，目睹了人性的恶与善。
可回看沉船夜，她却将九死一生的逃生，归功于“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”。那个夜晚，她见到了太多没有常识的人。
在我们的交谈中，彭丽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“算计”，也坦然地聊起海难事故带来的创伤。脱险上岸是这场海难的大结局，但并不是人生的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她还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和曾经的阴影共存。
以下是彭丽的自述：
海难前兆
现在回想起来，沉船事件的发生，有一种宿命般的荒谬感。
那是2011年底，船上的广播里一直单曲循环播放《泰坦尼克号》的主题曲《My Heart Will Go On》，放得特别阴间。
我和几个同事私下抱怨：“他们不觉得不吉利吗？”欧洲人没有“避谶”这种说法，只有马来西亚的华裔同事理解我在说什么，他们跟我说：“无所谓啦，放就放，船要是真的沉了的话，大伙一块死。”
我想，你工作的地方在负层甲板，真沉了你最危险，可不是大家一起死啊，死亡面前也很难人人平等。
后面回到员工舱房后，我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动作：把固定救生衣的绑带解开了。
为了防止颠簸，船上的救生衣通常会被打成结实的水手结。而员工宿舍里禁止私藏剪刀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，人在手忙脚乱中很难徒手解开这个结。
事后回想起来，提前解开救生衣这个动作，救了我的命。
事故发生当天是2012年1月13日，星期五，“黑色星期五”这个说法还是有点说道的。
晚上8点多，灯突然灭了两三秒，又马上重新亮起。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跳闸了，没往事故方面想，乘客们也都是该吃的吃，该玩的玩。
我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因为脚底下开始颤了。我们在海上待时间久了，对震动很敏感，我意识到，可能不只是电力故障这么简单。与此同时，大副在对讲机里告知管理层，“发生了紧急情况”，要我们去六楼集合开会。
我没去，我想如果真的发生事故了，开会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于是直奔负二层的员工宿舍去拿救生衣和手机、钱包，那时地面还是干燥的。
担心电力系统切断后电梯失灵，我上楼时没敢坐电梯，一口气跑到了九楼。层数越高，可以越明显地观测到船是否有倾斜，九楼还有一个外延的露天泳池，只要看一眼水面，就知道船是不是斜了。
水面是斜的，这不是电力故障，船可能坏了。
上船
我是2007年上船的。作为一名985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应届生，毕业后主动选择成为歌诗达协和号轮船的服务员。
毕业前，我作为大学生储备干部，在一个大型商场里实习，第一个月的实习工资是2800块，这在当时的天津已经很高了，可我就是觉得这个价钱配不上我。
对于挣钱的执念，我从高中时就有了。
我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。高考那年，我的分数够上复旦大学，但上海生活费太高，家里经济条件有限，我退而求其次，去了一所离家更近的985大学。
还有2002年的时候，我读高中。当时天津新建了一片小区，房价才800块一平米，17岁的我极力建议家里把房子买下来，再把老房子租出去还贷，我们可以住在姥姥家，时间不用太长，两年就够了。
但因为我太年轻，没有赚钱能力，也就没有话语权。我爸最后并没有采取我的建议。现在那个小区的房价已经翻了几十倍。
从那时起我就明白，我要掌握掌握经济大权。人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，我更想要的是话语权。
哪怕我判断失误了，起码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，我认，但如果因为别人的判断影响到了我的人生，我这辈子都过不去。
在那个年代，作为一个文科生，摆在我面前的出路并不多，无非是做行政管理、人事管理，或是进入体制内，前者不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向，可选后者，我的家庭也给不了任何助力。
我想，没有权力，有钱也可以，于是在网上查阅了很多资料，把目光转向海外。
拿下海外的工作签一般就两条路，一是出国留学，二是当蓝领，当时海外对女性开放的岗位基本都是服务类工作。权衡之下，去邮轮做“海乘”是不错的选择。
刚好歌诗达邮轮在上海招聘，我就去了。面试官是个意大利女人，听了几百号人说“应聘是因为我热爱旅游”这种话后，很欣赏我回答“你们薪资待遇好”时的坦诚， 于是当场定下来我做客房服务员。
我是面试回来之后才和家人说，我要去意大利当海乘的。为了说服他们，我算了一笔账：做海乘不仅能月入过万，而且船上包吃包住，几乎没有花钱的渠道，挣的钱都能实打实地攒下来。
劝到后面他们也松口同意了，说实在不行再回来。
我登上的协和号是当时歌诗达旗下13艘邮轮里最大的一艘，它常年环绕西地中海航行，往返于意大利的萨沃纳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之间。
上船第一晚，我住在负二层的员工宿舍。宿舍只有六七平米，在海下四米，海浪不间断地拍打着船体，护墙板发出“嘎嘎”的挤压声。
我听着这个动静，想着现在在海底，天呐，我要死过去了，于是坐在床上哭了五分钟。哭完又一想：我离家前跟父母豪言壮语的，要是现在回家就太没面子了，哭也没有用，来都来了，就干吧。
这几乎是我在船上唯一一次哭。
很快，我意识到，船是一个微缩的、等级森严的社会。船长和大副是塔尖，一些重要部门的管理岗位几乎全是意大利本地人，剩下的各部门经理来自菲律宾、印度、罗马尼亚......
船上的帮派现象很严重，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自然而然地会抱团。只有中国人抱不了团，人太少了。最多的时候，这条船上有四个中国人，我们不在一个部门，上下班时间也不一样，更何况大家性格各异，彼此也不见得能聊得来。
最少的时候船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，为了避免被霸凌，我被迫花费很多时间去社交，通常就是和人数最多的菲律宾人、掌握着食物资源的白俄罗斯人以及意大利的水手们打交道。
我们坐在一块喝喝酒，该请客时请请客，再时不时聊聊天，满足他们对中国人的好奇心，如实解答诸如“你结婚了吗？”“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精准地控制每家只有一个孩子的？”这些发问。
一开始听到这些提问时我感觉挺冒犯的，后面才发现他们是纯好奇。比如他们会先问我：“你有孩子吗？”之后再问：“那你结婚了吗？”我心想这俩问题不应该倒过来问吗？
了解后我才知道，天主教不允许离婚，所以很多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人干脆不结婚，但会有孩子。很多女同事会特别自豪地给我展示照片：“这是我大儿子，这是二儿子，这是小姑娘，他们是三个不同的爸爸，我现在跟最小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在一起。”
我也问过一些带有刻板印象的问题，之前我在网上看很多韩国人认为孔子是他们国家的，于是就问一位韩国同事：“你觉得孔子是哪国人？”
“中国人。”他特别震惊地看着我，“怎么了？你对这有疑问吗？孔子要是韩国人的话，《论语》怎么不是拿韩语写的？”
除了文化上的交流碰撞，我还时常经历精神上的冲击。比如，那时船上没有专门存放尸体的装备，航行期间如果有人去世，遗体既运不下去，又不能直接扔到海里，就只能存放在后厨的冷柜里。
所以，员工之间流传着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：如果哪天船上突然给游客们免费派发冰淇淋，那大概率是有人死了，冰柜需要清空腾地方了。
升职
船上没有“双休”的概念，主打“集中工作、集中休假”，一个合同期通常是8个月，这8个月里没有假期，要等到合同结束了才能连休两个月。
其中，客房服务员是一线员工里面薪资最高的岗位，基础薪资是1300欧元，还不包括航程奖金和小费，也是最累的。一个客房服务员通常要负责10间到14间房，一间房平均要住两个人。通常刚把上一波老乘客送走，下一个航程乘客的名单就已经递到你手里头了。
客人的信息事无巨细，有姓名、国籍、年龄等基础信息，还有他们特殊的要求，比如需不需要分床、有没有宗教信仰。
这些资料里，乘客的名字和国籍最起码要背下来，此外还要掌握欧洲各国的问候语，以便和他们建立联系，免得被投诉。船上有免费的语言培训中心，下了班之后可以去学一个小时，这全靠自觉。
脑力消耗之外，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。我不仅要打扫房间卫生，还要满足乘客大大小小的需求，比如很多乘客会选择在房间吃早餐，我就需要去送餐。后面我甚至练出了一项绝活：两只手加一个肩膀，一次性端三个餐盘，在晃晃悠悠的船上走，能保证牛奶不洒出来。
但我们又没有假期，所以通常会在工作的空档期里，趁着乘客下船观光的当口，去港口放个风。
刚开始工作时，我每天最多只能睡5个小时。这样连轴转下来，我整个人已经燃尽了。
与此同时，我的顶头上司，也就是客房部的经理，开始频繁地骚扰我。我拒绝了。同事们不是试图说服我屈从于经理，就是通过孤立我的方式站队经理，我的处境愈发艰难了起来。
带教的菲律宾大姐劝我：“接受经理的追求多好，有个男朋友在船上，你能轻松一点，人也有依靠了，多有面子呀。”
在她的描述里，中国女孩很珍贵，我们未婚未育，国家的体检很严格，也不可能有传染病。她的原话是“fresh”，新鲜，我听完只觉得生气。
如果说刚上船的时候，我还有点“傻白甜”，到后来我戒备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强，与此同时，向上爬的心态也越来越强。
要说多高尚的理想，也没有，我想的就是“别白来”，既然已经受这份罪了，那咱总得图点什么吧？我的性格也是如此，往好了说是独立自主，往坏了说是“控制狂”，希望事情能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我希望我说话能有分量。
机会很快来了，船上新调来一位英国籍的二副，叫安东尼。
那时老二副还没彻底离职，安东尼连个像样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没有，只能先住在我负责的客房区域。
我给他送报纸，一来二去间开始了相互试探，他虽然是高管，但在意大利人掌权的船上，他的处境并不妙，急需一个“自己人”进入利润最高的部门帮他盯着账目。而我，恰好可以成为这个自己人。
他始终没有承诺过转岗的任何事情，直到一次航程过半的全船晚宴。
所有能接触乘客的员工都会出现在全船宴会上，其中还会选几个员工额外给乘客表演节目。我花钱买通了原本要上台的同事，把名额要了过来，上台唱了一首歌。
唱完歌后的献花环节，我径直走到安东尼面前，当着所有高管的面，把手里的花送给了他。担心一朵花的威力不够，我还蹲下身给他系了一下鞋带，尽管他的鞋带根本没开，我是解开后又系上的。
客房经理看见这一幕后脸都绿了，他知道我抱上了二副“大腿”，他动不了我了。
当晚所有人都在传我是二副的“女朋友”，其实我不是，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谣言传到最后，二副本人也松口了，但他说不会主动帮我，只是让我自己寻找合适的机会。
后面赶上一位乘客猥亵我未遂，航程总监给了我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物质方面的赔偿，另一个是公司出面维权，帮忙打官司。如果是后一个选择，事后很有可能会被公司以别的名头被辞退，于是我提出了转岗的方案。
就这样，我成功调转到了邮轮的一个核心部门，从基础工作做起，英语愈发地流利，也能用欧洲各国的语言实现基本的交流。
第二年开始我持续升职，脱离了一线工作，成为了部门的主管，相当于副经理。在当时，这已经是一个中国人在外籍轮船上能爬到的最高的职位。
按照我原本的规划，我会在这条船上赚够了钱，再回到岸上做中层管理，不管是去歌诗达邮轮公司，还是通过歌诗达跳槽到它的股东公司。
直到那场轰动世界的海难打破了一切。
“赌”
沉船事件发生时正值1月份，赶上了圣诞、新年和寒假，这趟航程是满载的，乘客们该吃吃该玩玩，谁也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。
正因为我是部门主管，事故发生时正在巡视的路上，不需要安抚慌张的乘客，所以才能如此迅速地确认船出了故障。
确认船体倾斜后，我挨个敲了九楼残障套房的门，确认没人在里面，转头就向楼下跑。
这时，也有个别敏锐的乘客发现不对劲了，开始像无头苍蝇满船一样乱跑。一片慌乱中，我迅速锁定了一个意大利家庭，男主人人高马大，带着妻子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。
他们的房间在二楼，我和男主人说我知道近路，能够带他们抄近路回去拿救生衣，再送他们到救生甲板。
其实我是骗他们的。我当时身穿工作人员制服，还是东亚女性面孔，负面buff（加成）叠满了，极易成为慌乱中被对准的靶子。而在绝境里，没人会去费心思去保护一个累赘，所以我必须给自己创造一些“利用价值”。
如果他们冷静下来，就会知道回房间里拿东西并不需要我带路，哪里有近路？能走的就是安全出口那几条路，记住别坐电梯就行。所谓的“近路”，只是为了换取点保护。
逃生时我才发现，很多欧洲人居然毫无常识。多亏了九年义务教育打下的底子，我清楚紧急情况下绝不能坐电梯。事后我才知道，真的有几个人因为断电失灵，被困在里面活活淹死了。
我们一行五个人绕过电梯，继续往二楼逆行。那时候船体的倾斜感已经到了10度左右，跑动变得非常困难。一路上，我受到了不少有意无意的推搡和击打，不停地有游客拦住我，甚至有人愤怒扯住了我的头发。
就像是一场赌博，我赌对了。
随着前进，我们的队伍愈发壮大，人群挤来挤去时，在这个意大利家庭的保护下，我少挨了不少下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们后面也不会这么快就上到五层的救生甲板上。
我后面没再关注这个家庭，但据我推测，家庭中的女主人和两个孩子，肯定上了救生艇。
几乎是我们刚来到救生甲板的那一刻，长笛声响起了，一声、两声、三声……我一直数着。都不用听到最后那一声长音，基本上长笛响到第七声，你就知道了，七短一长，那是国际通用的弃船信号。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周围的乘客也很茫然，他们不知道长笛声是什么意思，只能茫然地看我，还有的游客没来得及穿救生衣就跑到甲板上了，我赶紧朝冲他们大喊：abandon ship（弃船了），快跑吧，赶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
和几位同事汇合后，我们都在问：船长呢？我们是很久以后才知道，宣布完弃船之后，船长就带着他的情人和大副跑了。事后他给出来的解释是：帮助一个老人进救生艇时，他的脚一滑，自己反而摔进去了，当时再往回爬已经来不及了。
我一直在找能放救生艇的技术人员，2007年左右，大多数船都是由电脑全自动或半自动控制的，一旦停电，船上大部分的设备都会瘫痪。而在船员中，占总数78%的海乘服务人员，根本就不具备在断电情况下手动放下重力救生艇的能力。
好在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来了，人群变得有序起来，我们决定在船头放下一条软梯，把一部分乘客先送上救援船。
软梯的使用条件比较苛刻，不是谁都能走。因为当时海面有风，船体本身又在晃动，软梯本身很细，非常不稳，腿脚不利索的、年龄太小的、体重太轻的，都走不了这条逃生通道。
有个男孩的的腿受伤了，没办法独自下软梯，这时，我看到了印度籍客房部主管马代（Made）。
他平时是个挺猥琐的人，总是骚扰我的女同事。但此刻，他二话不说，主动接过了这个男孩，把他绑在自己身前，顺着十几米高的软梯，一步步爬上了救援船。
我没想到的是，把男孩送下去后，马代又顺着软梯又爬了回来，他没有趁机留在救援船上逃生。
其实他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待在救援船上，船上的人估计也没心思赶他下去，他大可以就这样安全回岸。但他没有，这个举动还挺有人性光辉的。
晚上十一点左右，船发生了一次大的倾斜。当时船上的那根大烟囱，一直发出特别大的“吱嘎吱嘎”声，像是不堪重负，马上要折断砸下来。
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很多人因为害怕被烟囱砸到，开始不管不顾地往海里跳。
太震撼了，当时我感觉人已经不是“人”了，没有了人类应该有的思考和判断，变得只有动物本能。可能第一个人只是被挤下去的，但是后边的人一看有人跳海了，就噼里啪啦跟着跳。
好在机械部的工作人员终于赶到了，经过评估后，船上勉强能放下中部的两三艘救生艇。我们围过去帮忙维持秩序，把妇女、儿童和老人十个一组地往里塞。
跳船
决定跳船的时候，我精神上已经受了不小的刺激。
把一部分乘客送上救援船后，我刚攀住栏杆，想要喘口气，就遇到了我们部门的一个保安。
我们平时不是一个派系，交情很淡，甚至可以说关系很糟，见面后互相翻白眼的那种。我们部门的管理层里只有我一个女性，船上那些男人骨子里是看不起女性的，更别说在一个女性手底下干活，听她的管理了。
我没想到，他受伤后居然会跑到我身边。估计是求生欲支撑他跑到这里，恰好跑不动了，又看到一个眼熟的人，关键我对他没有任何体力上的威胁。
他过来后习惯性地对我开了两句嘲讽，我俩也照旧对骂了几句。可我从第一眼见到他，就清楚他情况并不好。他腰间皮带上的枪没了。
枪是公司的财产，有编号，丢枪在哪儿都是很严重的事件，值得追查很久。在这种需要玩命的关头，如果他还一点自保能力，一定会拼命把枪找回来。连枪都丢了，说明他伤得绝对不轻。
但我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。我以为他怎么着也能挣扎一下，至少能撑到上岸、赶紧去到医院。可就在我们互怼完之后没多久，他的意识就开始模糊了。
前后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，他开始对着空气说话，双手在身前无意识地去够东西，像是想要抓住什么，我知道这在医学上叫“谵妄”，是临死前的征兆。他之前能一路跑到我这里，大概只是回光返照。
他是哥伦比亚人，后来入了意大利籍，濒死时说的是母语，我一句也没听懂。我很想问他枪被谁抢了，或是他有没有什么话要我带，可我听不懂。
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人从生到死的过程。之前船上也不是没死过人，但我都是事后才见到，直接面对一具尸体，和眼睁睁看着一个人近距离地死在你怀里，感觉是完全不同的。
当时我表面还算是镇定，但心里头已经崩溃了。好荒谬，人死得太轻易了，甚至不如一只动物。能做保安意味着他的体格是很强壮的，我的身体素质比人家差远了，死亡也会轮到我吗？
我不由自主地绕开那个位置，只想离得越远越好。我想：不行的话，就借着给乘客做跳海示范的机会，先下去吧。
这时船已经倾斜了80多度，进水的左舷基本和海平面持平。救生甲板距离海平面有十几米高，跳海原本是个下下策，但我真的在船上待不下去了。
入水的瞬间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千万不能撒手，要维持跳海的标准姿势：左手要紧紧拉住右肩上救生衣的绑带，右前臂压在左前臂上，右手死死地捏住鼻子。
我捏着鼻子砸进海里，好疼，脚踝和膝盖像是碎了一样。然后是失温带来的巨大灼烧感，1月的地中海正处于冬季，湿冷的风乱吹，由于船上常年开着恒温系统，我还穿着夏装，身上只有半袖衬衫、马甲、西装裙子，再加上一层丝袜。
身体就像是被火燎了一下，全身的毛发都变成了针，反方向往我的皮肤里扎，有多少个毛孔，就有多少根针。
但在当时，这种疼痛反倒是好事，它能让我保持清醒。我是独生子女，我爸妈他们当时40多岁，这个年龄失独的话也太惨了。
而我呢，大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还没有孩子，我还没来得及把自己复制呢。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留下就没了，我就太孤独了。
我在海里漂着，感觉时间好漫长，简直是度日如年，但实际只过了几分钟，救援人员就过来救我了。我被他们带到了附近的吉利奥岛上，风直往人的骨头里钻。
我冷得不行，喝了几口志愿者煮的热葡萄酒，喝完后心脏噔噔狂跳，人倒是精神起来了，也变得暖和了。
刚上岸后，有段时间，我甚至想回到船上去，等最后一批再下船。我躺在救援帐篷里反复回想：救生艇装满了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的老人和小孩没下船？去世的人是不是我的幻觉？
所有的事情像走马灯一样，在我的脑子里来回转。
有位志愿者劝我：不行的话就哭吧，哭出来可能感觉会好很多。我没被这话安慰到，只是庆幸还好他们说的不是中文，人听到非母语的语言时，心理上会有一层防线，一定程度上会帮你从事故中抽离出来。
小岛上医疗资源有限，到最后我也没被送到医院，对此我是有心理准备的，因为我没有明显的外伤，大部分伤口都是冻的或是撞出来的，比如骨裂、脚踝扭了。
直到现在，我的膝盖都有伤，每年冬天得去定期做理疗，幸运的是除了膝盖，其他部位都恢复得挺好。
上岸
事故发生后的一天，我和一部分同事动身回到米兰，那里能最快补办我的护照和签证。
我是回到米兰之后才跟家里人联系上的。这次沉船事件带来了挺大的轰动，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，用的标题是“泰坦尼克号事件重现”，那年刚好是泰坦尼克号沉没 100 周年。
我爸妈看到新闻后吓坏了，让我赶紧回国，我只能安抚他们，要先等护照和签证，再说我现在住在旅馆也很安全，他们知道我没事后，也算是放心了。
我在米兰待了半个月，中途意大利本土的司法部门对沉船事故展开了调查。作为管理层，我被问得最多的是海难事故，另一个是公司的账目——歌诗达以前是意大利家族企业，据说有黑帮背景，后来被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控股，公司烂账不少。
还有一部分同事选择回到萨瓦纳，拿到临时的工作签证后立刻无缝衔接，转到别的游轮上去了。对他们来说，工作比命重要，我很佩服他们。
我一直没找到另一位中国同事，后来是通过邮件才重新联系上。我们交情不深，收到他的邮件时，我都已经回到北京机场了，邮件那头他报了个平安，问我还活着吗？
我们简单聊了聊，他那边也挺惊险的，但受伤不重。我感觉他不太想多聊这个事儿，可能有很深的心理创伤，后来也就没再问。
沉船事故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创伤。回到北京机场后，我本来该坐巴士回天津，却突然一点也不想回家，也不想面对家人的关怀。
那种感觉有点像幸存者的负罪感。我有些近乡情怯，也不想被别人拉着问“天呐怎么样了？”“幸亏你没事”，于是在机场查了可以落地签的地点，临时买了张机票，直接飞巴厘岛了，酒店都没订。
我在巴厘岛躲了将近两个月，那段时间里，我几乎不主动看新闻，就连遇难人数，也是后面才一点点了解的。
允许一切发生
刚回到天津时，我觉得周围的人都太正常了，正常得让我显得格格不入。那段时间我几乎不出门，天天在家看书，像是毛选、《笑林广记》、还有一些历史书。
我到家的第一个新年，我妈非要带我去天津滨江道那条很繁华的商业街逛逛，那里过年时人山人海，人群黑压压的一片。
我已经太久没接触过这么多人了，站在天桥上不敢下去，心里直发慌：会不会有踩踏事故？我会不会被人挤死？
与此同时，我在适应一种不一样的孤独。以前在船上，孤独是因为周围没有同胞，要时刻紧绷着神经，回来之后，我像是从聚光灯下的舞台上退场，那出戏再也与我无关了。
之前的职业规划也不得不放弃，我得另寻出路。我很快发现，我之前所有擅长的事，在陆地上几乎都没了用武之地：多国语言暂时用不上，船上的管理和工作经验也无法直接适用于国内的企业。
我在家休整了一年。如果没有最后的沉船事故发生，按照我前边的职业生涯，我可能会拿着高薪，在国外企业做中层管理。这在现在来看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当时，也能在亲戚朋友里头吹一把子了。
后面出了事故之后，很多人就跳出来说：“当初我们就劝你不要去，你看看多危险，差点都没能活着回来。”
这两年不是挺流行一句话的吗？我允许一切发生，其实挺无奈的，你不允许又能怎么样呢？
但这并不代表事情发生了，我就摆烂了认命了，而是事情发生后，你要去积极地应对它。
沉船这段经历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世事无常，我常想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正确的选择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一切努力，把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。
现在，我的孩子已经12岁了。我有时候会给她讲海上的故事，把它当成鬼故事讲给她听。在海上过了5年，我现在觉得待在国内很安全，听完故事的孩子和我达成了共识，我很满意。
至于我自己，我感觉可能永远都走不出那个夜晚了。
直到现在，每年的1月份，我都会有一丢丢的消沉。我已经很多年不喝酒了，但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会破例喝一点点小酒。
不是为了庆祝什么，只是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：真好，我又活了一年。
应受访者要求，彭丽为化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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